□陈于晓 

　　沙地人喜欢把“过日子”叫做“过日脚”，日子像我们一样，是长脚的。日子的脚，走过以后，也许会扎下一些“根”，这些“根”，叫记忆。在早年，沙地人的“日脚”，是过得比较艰辛的。

　　“我们那时候，插秧其实不叫插，叫种。”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，向我们讲述起了往事。刚围垦的滩涂，在试种水稻时，由于盐碱土比较硬，秧是很难插下去的，只有用毛刀或者种刀，先把土挖开，然后把秧一株一株地种下去。我想我是能体会的，我老家也在沙地，小时候跟着父母插秧时，印象中泥土也是比较硬的，虽然不至于用刀，但先得用手指挖开泥土，插下去，接着再把泥土匀好。这样地，一天插下来，手指会特别疼。

　　不过，老人说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事情。当时，钱塘江边，许多的滩涂才刚刚围成，土壤没有经过改良，收成很低。一般一季水稻，辛辛苦苦种下来，每亩也就收个200来斤。这还算好的，如果逢上个暴雨或者台风，钱塘江一发大水，颗粒无收，也是常有的事。现在说起来，似乎有点“云淡风轻”了。但在当年，这颗粒无收之后，过“日脚”的艰难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　　那些年水稻常种两季，割早稻种晚稻时节，被称作“双抢”，早晚蚊虫多，中午田间滚烫，在密不透风的日子里，衣服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不知道要多少回。那份辛苦，种地人都知道。但比起“双抢”来，剥麻更辛苦。“双抢”虽苦，通常也就半个多月时间，而剥麻，则需持续好多日子。“头麻见秧，二麻见糠，三麻见霜”，这是听一位老人讲的，说是一年当中，麻需割三次，割“头麻”在夏初的插秧时节，“二麻”是在可以吃到早稻新米时，“三麻”则是在霜降以后。对于这些，我是没有“印象”了。那时我还小，如今于麻的记忆，有些已经比较模糊了。

　　但记得每年9月中下旬，麻就可以拔了。每一样都是力气活，在生产队，一般是这样分工的，男劳力负责拔麻、夹麻，妇女主要是剥麻。那个时候，通常清晨三四点钟就要下地了。种的多是黄红麻，又粗又高，每拔一根麻，都得费上好大力气。有时，摔上一跤，如果摔姿不雅，会引得哄堂大笑。剥麻通常必须戴着手套，也有舍不得用手套的。但无论戴与不戴，一段时间剥下来，手指都会裂开一道道的口子，常常“旧伤”还没愈合，“新伤”又添了。我记得那时，父母他们的手指上，都缠满了橡皮膏。

　　剥麻的日子里，早起还得晚归。我记得月亮出来的时候，麻地上依然是一片忙碌。月光静静地洒着，像淅淅沥沥雨滴一样地洒着。劳累了一天的人们，已经不想说话了，麻地上，只剩下了一片剥麻的沙沙声。如今想起来，在滤净了那一份“苦”之后，竟有着些许诗意了。

　　剥完之后的麻，在出售之前，还得经历浸、洗、晒等工序。浸麻和洗麻，大多由男劳力负责，浸麻只要把麻浸到水中，进行沤制就可以了，洗麻又是一个力气活，而且人常常必须长时间地浸泡在烂麻水中，烂麻水臭，引来蚊虫飞舞，如果季节深一些了，这水又会冻得刺骨。对体力不太好的人来说，每天都是咬着牙，挺过来的。

　　每年从浸麻开始，沙地的水，不少就开始发臭了。这时，会有鱼，从水中浮上来，被人们捉了，清香在了炊烟里。捉鱼，在剥麻的日子里，可能算是一桩“乐事”了。

　　记得那时，沙地还种大麦、小麦、棉花和各样的蔬菜，一年到头，地不得闲，人也不得闲。沙地人的勤劳和能吃苦，有口皆碑。那些年，沙地的“日脚”，就是这么过来的。我知道，现在这“日脚”的“脚”，在沙地，已经扎根成一种“精神”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