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朱大杨

　　理发，过去沙地人叫剃头。七十余载人生，亲历过、见到过多种多样的“剃头”。

　　清一色的和尚头

　　“头一要省”，是老底子沙地人的口头禅。怎么省？剃头不花钱，当然是排在“头一要省”里面了。

　　小时候的下雨天，是难得的“天放假”。父亲拿出一把从货郎担里买的“永康剃头刀”，在泥砖上磨得飞快，招呼他的两位兄弟，在草舍的廊檐下摆起临时“剃头摊”，三兄弟轮换着相互剃头、刮胡子。头发没有任何造型，三个人都是清一色的和尚头。剃头没别的讲究，兄弟间相互关照：发茬、胡茬尽量留得短一些。这样，到下一次剃头能多挨点日子。

　　看到大人们在剃头，我就早早地躲了起来。剃光头，像是刨葫芦似的，我怕痛，不想剃头。母亲硬是把我从门背后拉了出来。她坐在椅子上，把我的身体横按在她的脚踝上。“头发长得能扎辫子了，今天你敢不剃！”我犟，母亲平时没法一个人动手为我剃头，今儿个她要趁父亲和叔伯们都在家，为我解决剃头这个“老大难”问题。我活颠活撞拼命挣扎，发出杀猪般的嚎叫。母亲招呼叔伯们帮忙，有的抓手、有的按脚，使出了浑身解数。父亲在操剃刀前端来一盆热烘烘的汤锅水，湿润头发，抹上老底子俗称“洋碱”的肥皂，边揉边哄：我揉得透一点，剃起来就不会痛了。父亲手起刀落，三下五除二，一会儿，我原先的“长毛佬“变成了“小和尚”。

　　从“狗污笪”到青年发

　　九岁上小学一年级，学校里很少有同学剃和尚头的。自己光得发亮，像个葫芦的头皮，感觉有点别扭。回家跟母亲说，我不要剃光头！可是发型不是想变就能变的，上学前刚剃的头，至少也得一个月以后才能换发型！

　　总算熬过了一个月。母亲给我剃头时，按我的要求，只剃去了齐耳朵的一圈头发，顶上的头发都留着。本以为，换过了发型，不再是和尚头了，在同学面前可以炫耀一番了。哪知反招来同学一顿讥笑：头上怎么扣了个“狗污笪”？其实，这发型确实有点像只倒扣的粪箕。不仅是讥笑，还被个别同学戏弄：“新剃头皮拍三记，勿拍三记有晦气”。让我哭笑不得，一脸尴尬。“下次无论如何也不让母亲为我剃这样的头了，要去店里剃头，赶镇上同学的时髦！”

　　头一次走进理发店，坐上店里会转动的理发椅，身上披上雪白的围披，感觉煞是惬意。“咔嚓咔嚓”理发师手推“轧剪”，由下而上剪头发，痒痒的，一点都不痛。不多时，一个时髦的“青年发”理好了！

　　放学回家，母亲问剃头钿要多少？我说一角钱。母亲听得手都抖了：要一角钱！这可是你爹挣小半天的工分钿那！那时候生产队里劳动一天，最多每人12分，最低的分红值是3个工分一角钱。从来没有为剃头花过钱的母亲，心里肉痛！

　　店里剃头，是一种享受

　　剃头钿也不是人人都舍不得花的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沙地人的生活观念也在发生变化，特别是一些中青年人。他们不再局限在家里互相帮助剃和尚头，而是喜欢去街上的店里剃头（理发）。

　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理发店不再是单家独户开设，是由多位理发师集中在一起，有两三间门面的店铺。这是“合作商店”，比供销社低一级的商业体制。每逢下雨天，来店里剃头的人特别多，依次坐在店堂里的长木椅上排队等待候。

　　六十年代中期以前，东片地区还没通电，当然没有电风扇。夏天，店堂里热得要命。师傅们为了防暑降温，土法制作了一个比门板还大的“扇子”。我把它起名叫“拉风扇”。这把”拉风扇”是用竹片和马粪纸制成的。整把拉风扇宽约两米左右，分上下两部分。上部高度约四十公分，固定在店堂的栋梁上；下部高约一米零些，用绳子与上部的下口相连接。拉风扇正中部位的不远处，挂有一只滑轮，一根细长的绳子穿过滑轮，与拉风扇的下半部分连接。绳子一拉，拉风扇的下半部分就会“晃荡晃荡”地大幅度摆动，从而扇出风来。两间店堂里的师傅与顾客，都能享受到来自拉风扇的阵阵凉风。操作拉风扇的多是等待剃头的顾客，反正闲着没事，都乐意为“拉风”而出力，况且自己也能“凉在其中”。

　　仁荣和阿庆两位，是当时镇上顶级的剃头师傅，不仅发型造得好，修面剃须温柔而细致，还会刮沙眼、绞耳朵、取痧筋……几个“老脚梗”的顾客，都会“顶牢黄包车”请他们两位师傅给自己剃头。躺在理发椅上，放松了的身子就会迷迷糊糊睡着了，脑壳头任凭理发师摆布……“旧貌一剃了之，新颜从头开始”。爱打扮的帅哥小伙，还会让师傅给刚理好的头发搽些凡士林，让头发变得乌黑发亮。回到生产队里，社员们的目光，都会被这油光丝滑的西式发型头吸引，纷纷向其开玩笑：“嘿！这头发苍蝇飞过会打滑脱哒！”不知道谁还爆出一句：“你是十日三剃头，引煞嫓办头！”逗得众人捧腹大笑！

　　剃头，除了生活需求外，沙地区还有传统礼仪式的各种名堂的剃头，比如：初生婴儿满月头；六月初一神仙头；老人去世五七头；孝顺儿媳九九头……

　　不胜枚举，恕我不再在此东拉西扯一一道来，在以后的文稿中再慢慢介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