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忽明忽暗的历史长河中，时光如一条没有回头路的隧道，我们一刻不停地向前走……你，是否还记得曾经的美好时光，那或隐或现的记忆，那亲身体会的经历，那一代人的感同身受?它，会被遗忘吗？会被怀念吗？你还记得，头蓬老街的那些过往吗？

　　从私塾到学校——老街的教育变迁史

　　□翁月芳

　　历史上，能识文断字的文化人几乎都是从私塾出来。私塾不分年级，对学生实行差别化教学。一般来讲，第一年读《百家姓》，根据学生资质水平，相应调整教学进度，接下来学《三字经》，再读《幼学琼林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等。那时没有现在的多媒体教学设备，教学方法比较单一，师生口耳相传，先听老师范读，接着学生仿读，直至熟读成诵。朗读需得字字响亮，不可误一字、不可少一字、不可多一字、不可倒一字。对所学知识的理解，老师讲解甚少，所谓“师傅领进门，修炼在个人”，个别悟性不高的孩子往往是“小和尚念经——有口无心”。私塾一般上午读书，下午习字、算术、对课、作文等，私塾的种类大致可分为家塾、村塾、族塾、义塾、散馆等。

　　老街上当年不乏一些大户人家，在自家开辟书房，为孩子延师求学。原头蓬老街东南侧熊茂祥商号，老街西侧杨庆盛家都曾设有家塾，在自家院子里腾出一两间房舍，请一位塾师住在家里，为自家的孩子们授课。这样一来，家里的女孩也得了便利，一有空闲，便跟哥哥弟弟坐在一起读起四书五经，有些女孩还颇认得几个字，这为她们日后生活带来了很大便利。

　　沙地经济薄弱，百家姓杂居，因此村塾和族塾很少见，但还是有一些为地方办实事的有识之士。比如中华民国末期，在地方乡绅的倡导资助下，在现义蓬街道仓北村与新湾街道冯娄村之间盖起用于教学的塾所，办起了“同善社义塾”，招收十里八乡的寒门学子就学，其中王昌寿、朱长友、张茶英等，曾在此求学数年。

　　散馆是塾师在自己家或在别处租房设馆，向求读学生家长收取束脩（学费）作为收入。至于何时何处开办、收多少学生、收多少学费，均由塾师根据实际情况定。每年的开学第一天，塾师会备上香烛、供品，带着学生一起祭奠孔夫子。鲁迅先生幼年曾入周玉田、寿镜吾两位先生开办的私塾，“三味书屋”多次出现在先生的笔下，可见私塾对先生童年生活的影响深远。规模小的散馆，只有几个学生，规模大的散馆，收授学生几十人，甚至多达数百人，还能为路远的学生提供食宿。《梁祝》故事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，就读的就是这类提供食宿的高等私塾。

　　头蓬老街上，在通久河直湾东侧的周家道地，有塾师邵锡标先生设立的散馆，头蓬老街附近家境殷实的家庭纷纷送适龄孩子前往求学。家境差一点的，也会在家中几个男孩中根据长幼、资质进行筛选挑拣，就算“兜兜借借”也要送一两个孩子去求学，以求振兴家运。那时，大部分人都是文盲，一辈子没有进过学堂，但“知识改变命运，知识振兴家业”的理念却已深入人心。

　　越剧《九斤姑娘》里，富商石二店王的儿子石宝宝资质愚钝，老是背不出塾师考察的篇目，箍桶匠的女儿九斤姑娘虽然家境贫寒，但聪明伶俐，只在窗外偷听了几句，就流利地背了出来，还隔窗悄悄地提示石宝宝。在那个时代，读书有天分的孩子，往往是家境贫寒，或是女儿之身，进不了学堂，限制了自身的发展；读书没有天分的，甚至资质愚钝、顽劣不堪的，受着祖业的庇荫，有着优越的条件，却没有好好读书，最终往往也是一事无成。这都是由于旧社会造成的个人、家庭、社会的损失。

　　当年，头蓬老街上的袁德泉幸运地被父母送进学堂学习。袁德泉幼时家境并不富裕，但他从小显现出了对知识的渴求和学习的天赋。他爱好画画，无师自通，拿细竹丝在沙地上画小鸡、画老虎，也是像模像样的。那时没有娱乐活动，只有年底或者年初，有戏文班子来演出，别的孩子到了戏文场上，看个热闹就自顾跑开玩去了。袁德泉却能坐在小板凳上，目不转睛地从头看到尾，回来还能把戏文中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他人听。

　　听袁德泉讲，他去读书那会已经是“超龄儿童”了，在这之前，他在竹匠店里学编竹器手艺已学了两三年。在那时父母的观念里，安排孩子学一门能安身立命的手艺比什么都强。袁德泉的父亲是做挑夫、脚力的武场师傅，母亲是家庭妇女，但他们看到儿子显露出的“文人”苗头，心中暗喜，便省吃省用，在袁德泉14岁那年，把他送进了老街西面邵先生开的私塾求学。听说自己要进私塾求学，袁德泉心里高兴呀！那一天，他放下了篾刀，穿上了母亲为他亲手制作的棉长袍，在父亲的带领下见了塾师，拜了孔子像，满是老茧的双手拿起了毛笔、书本，正式成为一名“读书人”。

　　袁德泉在私塾读了两年，在塾师的教导下，学习了《百家姓》《三字经》《幼学琼林》等经书。学《大学》时，恰逢解放战争时期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穷苦的百姓翻身作了主人，人人有地种，人人有书读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，政府办起了公立学校，全面取消了私塾，所有私塾学生转入学校进行大班化学习。头蓬当地政府把盐仓库改建为头蓬小学。就这样，袁德泉跟着大伙儿一起进入了头蓬小学，即现在的义蓬街道头蓬社区所在地求学。

　　其实，在头蓬小学开办之前，已经有大班化教学的学校存在，1930年至1938年，当时的政府在现方家园旧址章柏桥宅基设立小学。小学正门朝西，出周家道地旁，胡张根宅基为校门口，内设中山堂、1至6年级教室、寝室、食堂、老师办公室。不知是村民思想守旧，还是当时政府措施不力，大部分百姓还是选择送孩子去私塾求学。后因抗日战争爆发，学校附近的方家园、鲍家弄等地遭到轰炸，致使该小学无法维持，遂关门。

　　头蓬小学开办以后，附近村里的孩子只要到了适学年龄，无论男女，只要父母愿意，都可以进学校读书。为了照顾成年人的求知需求，政府还设立夜校，专门组织有文化的人给老百姓进行扫盲教育。

　　1995年，头蓬小学搬入了通围桥东侧的新校址，更名为萧山区义蓬镇第二小学。2019年，随着钱塘新区的成立，学校再次更名为杭州钱塘新区义蓬第二小学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人口的增长，新校舍几经扩建，如今的义蓬第二小学是一个布局合理、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学校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。

　　“千里之江千里诗，半城书声半城潮。”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头蓬还兴办了头蓬农业中学，后更名为义蓬第二初级中学。现在，头蓬初中和义蓬初中合并为义蓬一中。受钱潮文化的熏陶，围垦精神的浸润，义蓬二小、义蓬四小、启成学校等中小学校正在为钱塘区的教育事业添砖加瓦。头蓬的幼教事业也十分兴旺，有义蓬二幼、智博幼儿园、红黄蓝幼儿园等多所幼教机构。在新时代的召唤下，头蓬的教育事业将续写一个又一个辉煌篇章。

　　记忆中的通久桥——老街的“神来之笔”

　　□施剑行

　　曾经，头蓬有条内河——通久河，南北向，穿街而过。作为主要的水上交通运输干道，在二十世纪前叶，头蓬的繁荣鼎兴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。直到1969年头蓬直河开通后，才渐渐闲置、壅塞，最后被彻底填平为农地。

　　通久河上有座桥，名曰“通久桥”。

　　通久桥是一座富有活力的桥。头蓬老街的功能划分比较明显，通久河西称西街，多是铁匠、锡匠、木匠、竹匠、弹花匠、绱鞋匠等的手工艺加工作坊，而饮食小吃、日用百货、南北果品等关乎人们日常生活的店铺，则多集中在通久河东的中街段。通久桥横亘河上，是河西地域包括河庄的部分民众进入中街的唯一通道。每天早上，四里八乡来卖菜、买菜、购置日用物品、赶早市的人们，摩肩接踵、络绎不绝地经过此桥涌入中街，人声鼎沸，熙熙攘攘，小小通久桥，承载并见证了头蓬的繁荣与发展。

　　桥下，是载客埠船的泊地。每当晨曦初现，桥头就会响起“呜嘟嘟——”的海螺声。那是船工召唤旅客登船的号角，雄浑而悠长。头蓬开始出现汽车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在这之前，埠船是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。早上从头蓬发船，途经张神殿、甘露庵、六里桥、终点瓜沥塘头，下午原路返还。人坐船中，可见两岸芦苇丛丛，炊烟袅袅，再闻船头水声，船尾橹声，令人心情舒畅，不觉得旅途寂寞。

　　待梅雨时节，水涨河满，桥下便成了抲鱼的战场。下午落市后，三四张扳罾在河边一字排开，放下去，拉起来，一条条正在畅游嬉戏的鱼儿顿遭“无妄之灾”。空闲下来的百姓则站立在桥上、岸边、扳罾旁，“指指点点”、说说笑笑，时而为网上大鱼而赞叹惊喜，时而为网上来的鱼又越网而出而惋惜遗憾，小孩子们则钻来钻去，时不时扳着水桶，数一数里面的鱼又多了几条，一派休闲欢乐景象。

　　通久桥是一座别有玄妙的桥。头蓬老街原本规划的是条直通的一字横街，时有高人指点，说是街道“直咕隆咚”一通到底，财富进来倒是顺溜，“泻”出去也容易，通则通矣，聚难聚也。搞规划的也是一个聪明人，闻后深以为然，但当时大部分街段已基本实施完成，再作大的调整难免“伤筋动骨”，于是便灵机一动，将位于街中间的通久桥往南移了30米，并在桥东堍头顺便构建了一条小直街，与中街相连通。这样一改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：一条一眼望到头的直街，突然变得深邃、幽远了，从西街进来，行到河边疑无路，转弯经过通久桥，柳暗花明又一街！丰富了老街的层次感，增加了老街的空间距离感，也放慢了人们的节奏，更好地释放出了消费的欲望。一条平平常常的小街，就这么轻轻一改，便从平铺直叙中奏出了抑扬顿挫的优美乐章，通久桥在其中起到了“四两拨千斤”的作用。

　　不过，真正使通久桥沉淀在我的记忆中，久久难以忘怀的，还是关友公公和他的馄饨。

　　跨过通久桥进入小直街，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二爿点心店。东边的是油条店，西边的是馄饨店。大概是和所从事的职业有关，炸制油条油气足，老板阿标师傅长得魁梧肥壮，满面红光，体重超过200斤；烧煮馄饨清汤寡水，老板关友师傅长得精瘦，一脸菜色，体重不到100斤，因为生得老相，所以还不到“知天命”的年纪，便被叫作“关友公公”了。两家店铺对面相照，两人胖瘦形成反差，也算是进街第一景。两位师傅手艺好，经营有道，所以店面虽小，称不上“店王”，但说起“麻花阿标”和“馄饨关友”，还是远近闻名的。

　　我姑妈嫁在头蓬街上，经营着“朱久大”水作店，家道还算殷实。每次去姑妈家，她总会领我去关友公公的馄饨店吃碗馄饨——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吃馄饨也算是一种“奢侈”的享受了。

　　关友馄饨店坐西朝东，沿河而建，店堂西墙脚即是河岸。墙上有扇推窗，支起推板，可以看到窗外的又一番景象：通久河静静地、不着痕迹地流淌着；几株水葫芦优哉游哉地氽在水上，宽大碧绿的叶片中伸出几根长长的花梗，顶着几朵紫红色的小花，鲜艳夺目；一株老柳树倔强地从岸边歪斜长出，柔软的枝条伸向河面，微风吹拂，带起阵阵涟漪；近岸处，一群小鱼“嘬嘬嘬”地忙着吸水觅食，听到一点响动便倏尔散去，不知其遁向何方，待过一会儿，又“探头探脑”地再次聚拢了来……馄饨店门前车水马龙，繁华闹市，窗外幽雅恬静，怡然自得，让人有种“店小不觉乾坤大，前后居然两重天”的感觉。

　　待馄饨上桌，大汤碗里蒸腾出缕缕鲜香的热气，一只只晶莹剔透的馄饨，犹如一朵朵刚摘离枝头的玉兰花，在清澈的汤水中缓缓浮沉，手工擀的皮子薄如蝉翼、近乎透明，裹着的肉馅精多肥少、清晰可见，紫色的紫菜、黄绿色的榨菜丝、白色的小虾皮混在肉馅里，黄色的蛋皮丝、翠绿的葱花点缀在上……这一碗馄饨如同春天的花园，花团锦簇，令人垂涎三尺，却不忍下口！

　　与关友公公熟悉以后，我问：肉馅可不可以再多些？他看着我认真地说：肉馅少了，没有味道不好吃，肉馅多了，肉还未熟皮子就糊了，同样不好吃，所以做事得有分寸，包馄饨也一样。一番话让我深受教育，懂得了过犹不及，仅凭着某一方面的需要而想去任意改变，可能会是画蛇添足，导致事与愿违。而“做事得有分寸”也从此被我当作了人生座右铭，牢记于心。

　　成年后，我对馄饨还是情有独钟，萧山城厢镇（现城厢街道）上几十家大大小小的馄饨店，南北东西风味都有，我基本都去过，但吃来吃去，却总吃不出当年的味道。

　　唉，让人怀念的通久桥馄饨！